热点追踪：大城市到底能给我多少优越感

　记者2月25日在《南方日报》深读版刊发的稿子《一个经济记者的西行漫记》成为朋友相聚时的热门话题。谈话往往是围绕东部—西部、故乡—新城的生活现实展开，结束于新广州人萦绕的感慨甚至是伤感中。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共鸣不仅仅来自记者这样的普通白领中。一些已经在这个都市中有着令人羡慕地位的成功者，一些已经处于企业中高层领导岗位的人，也纷纷卷入谈论的话题之中。

　　记者发现，这种一线城市中的“大都会乡愁”，不仅仅是一种情绪。

　　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褪，都市光环黯然失色，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返乡潮暗流涌动。一种苗头正在出现。

　　记者试图捕捉一线城市新移民寻常生活中的细节与情感，倾听大都会居民更有尊严的诉求，更窥视经济、城市结构和人群迁徙的“青萍之末”。

　　“回乡发展”开始成为一些一线城市新移民的选择，是什么让他们从大都会“退潮”？这种人口流动将带来怎样的经济、城乡格局变化？呼唤怎样的应对政策？

　　流动

　　“毕业回乡的同学风生水起，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

　　记者在西部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返乡潮开始出现，很多人结束打工生活选择“回家乡发展”。然而，在一些一线城市，回乡发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农民工的层面，也开始席卷都市新移民的白领阶层。

　　日前，记者的朋友郑婷前来辞行，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

　　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汕头有一份公务员的职位等着她，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个小屋，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郑婷说，从2年前开始，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今年回家感触很深，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不错，反观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虑再三，就决心回家发展。
     郑婷只是一个个案，却折射着新广州人内心的踌躇和现实中的尴尬。正如经济学理论中说的，任何现象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学动因，“回家发展”必然有其社会的大经济变革的力量推动。郑婷给广州留下的背影，投射的则是经济大变革导致个人生活变化的缩影。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内陆，落后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迅速跟进，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渐拉小。两相比较之下，大城市生活的压力和艰辛显得尤其清晰，勾动了大都市闯荡的人们那根思乡的神经。

　　这种乡愁在新移民群中的滋长，在同乡聚会的餐桌上热议，一旦获得等同的工作机会，甚至变卖已经购买的房子，离开曾经打拼的都市回家乡发展。

　　而那些刚毕业、等待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则更没有羁绊，在艰辛的现实下面出现了“临时看看随时走人”的态度观望。

　　而这其中被称做“蚁族”的一群，则因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更倾向于“爬离”大都会。在本报关于广州“蚁族村”的调查中，化名七夜的年轻人用那句诗意而有点伤感的话感慨：“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里，而是你正朝着什么方向移动。”而他的方向，已经朝着某个二线城市，安家落户。

　　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出现在广州。

　　在北京，我们的媒体朋友讲述了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白领余娜的故事，她在2009年底举家“逃离”北京迁往成都，她将中产人群逃离一线大都市归结于，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因素。

　　记者的同事小吴200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春节前后，在朋友圈里，她已经连续收到七八条朋友离开大城市返回二线城市的消息，这之中有在北京工作的，有在上海工作的，有在广州工作的，也有在深圳工作的。

　　迁徙

　　从当年的“百万大军下广东”到如今的“回乡发展”

　　从经济观察者的眼光来看，这股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背井离乡的移民生活的一次再审视，是对改革开放带来人才跨区域流动的一次大规模反思，是对“经济潮流挟裹人生变迁”的一次“反攻倒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整整20年，伴随着“分配工作”和“铁饭碗”制度的打破，中国经济在沿海地区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各种人才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革命从东到西席卷整个中国。

　　“出去闯荡”一时成为从民工到大学生的时髦词汇，“百万大军下广东”、“闯深圳”、“闯珠三角”、“闯长三角”……一时间，哪里的经济最热，人才就流向哪里。

　　最初的流动是下海经商，从政府流向企业和个体开发户；接着是“打工潮”的形成，农民工从西向东大规模流动，春运随即出现并且给铁路日益形成巨大压力；最后的流动则是大学毕业生层面的闯荡，落后地区的毕业生纷纷离开养育自己的故乡去大城市发展。
     以记者的家乡陕西商洛市商南县为例，1999年与记者一同毕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全留在大城市发展，分配回商洛的15个大学生，在第二年内走了14个，“硕果仅存”的一个留在烟草局。

　　人口流动的顶峰，是整个社会对现实桎梏的不满和浪漫闯荡精神的雄起，而这也挟裹青年人背离现实、背叛稳定既成的生活去异乡冒险：北京的人不愿意生活在北京，广东的人去了上海，而上海的人去了深圳。

　　人才的大规模流入引起一线都市人口的飞速扩张。一个个“新城”拔地而起，接纳落后地区相继而来的新移民。在这背后，人口的积极流动也将“人口红利”带给了沿海和大都市，制造业、服务业、第三产业都相继启动，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其间，人口流动带动大都市地产业的长足发展颇为引人瞩目。

　　以广州华南板块为例，就有数十家能容纳十万计的大型楼盘，其间外地人口占了90%以上，容纳了数百万的从全国各地而来的高知识白领人口。

　　但是这一切在2005年以后出现了转机的新苗头，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人发现，自己曾经背叛的城市和乡村或许更适合人生活和居住，而自己以背井离乡为代价换来的都市生活却依旧平实而艰辛。于是，对比“比”成了羡慕，羡慕“转”成了思念，而思念在亲情的发酵中逐渐形成乡愁，乡愁在经济的推动下变成行动。特别是在2006年2007年楼市价格一路高攀之后，“回家”蔚然成风。

　　而这，是不是又一次人口迁徙的信号？

　　异乡

　　“自己去哪里落户还不见着落，肚子里的孩子身份更成为大问题”

　　在回家潮流和冲动的背后，是新移民面临的压力和现实尴尬：即便是历经了政府一年又一年的努力，无论是自己的内心还是外部的现实，新移民仍然难以融入当地城市，难以被城市所认同。

　　记者太太的闺蜜最近很烦。她在一家网站做主编，老公则在一家杂志做总监，2008年在广州凤凰城碧桂园买了房子，房贷月供8000元，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她最近在申领结婚证时遇到了麻烦，人才市场上要求婚后户口必须迁出，但房子竟然不能落户。就在两个人还在为户口忙碌的时候，她怀孕了。去哪里落户还不见着落，见着日益膨胀的肚皮，孩子的身份就立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而这不是个孤例，很多新移民都曾遇到过户口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出国，更多的则是因为孩子的身份问题和读书问题。

     与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移民并非流动人口，是一个城市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很多都市新城里的教育资源匮乏让新移民难以融入城市，去年3月，广州祈福新邨、丽江花园等楼盘幼儿园学位紧缺，家长通宵达旦为孩子排队报名，带着食物、床被、帐篷、全家轮流上阵，最长的一次排队时间甚至长达6天6夜。

　　学位紧缺之外，新移民的户口问题也阻碍着教育的延伸。

　　与记者同一小区的小路，在广州生活近10年，小孩一岁，夫妻双方和小孩的户口均在西安，未入户的原因是小孩在西安享受的教育要比广州的好。而另一个朋友，住在丽江花园，小孩4岁，已经接近读小学的年龄，户口依旧难落到广州，眼看难以享受公立的义务教育，家里已经开始存钱并且寻找关系为小孩筹划去读私立的祈福中英文学校。

　　这些所有的事情、城市中各种规章和制度，都让不少新移民有“你是一个外来人”之感。

　　所幸的是，今年3月11日，广东省长黄华华公开表态“一年内解决60万外来工户籍”，让人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和希望。

　　安身

　　“丈母娘的焦虑”，新移民的“蜗居”

　　“你是一个外来人”这个提醒不仅仅只是个户口制度层面，楼市迎头赶上，成为新移民的最大的压力源。

　　在都市中获得一尺“蜗居”显得那么的不容易。不断有恋人因为买不起房而分手的案例见诸报端。这也在之后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论”。

　　“丈母娘的焦虑”有多大？

　　看看数据就清楚了：2010年2月，广州十区一手商品房价格为11963元每平方米；北京一手商品房价格为18833元每平方米；而在深圳关内一手商品房价格为24195元每平方米。

　　这就是说，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在广州平均需要107.7万，在北京需要169.5万，而在深圳则需要217.8万。

　　而同期一家网站对广州白领的生活状况调查显示，2000—4000元是广州白领比较主流的工资水平。收入略微向高估计，如果按照税后5000元实收的月薪，一年的收入6万计算，不吃不喝，在广州工作18年后可以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但在北京需要28年，在深圳需要36年。

　　如果说18年可以让个女婴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的话，但同样时间的等待和按揭却足足可以让一个女人的青春消磨殆尽，更何况还有28年或者36年的等待，焦虑可想而知。

　　换个角度从月供方向考量。

　　同样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3成按揭7成。如果以按揭10年计，在广州每个月需要承担8012元，在北京每个月需要还贷12613元，而在深圳买同样的房子则需要每个月还贷16204元。如果按按揭20年计，在广州每个月需要承担4994元，在北京需要承担7863元，而在深圳需要承担10101元。这意味着在这三个城市生活，即便是在楼价相对便宜的广州，用20年的时间去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固定月供支出近五千，这就必须保证每个月净收入过万，因为供楼款超过个人收入的50%，任何商业银行都开始考虑房贷的风险而拒绝放贷。

　　而每个月收入过万，这显然对大多数白领而言还是个难以企及的数字，这其间还没考虑3成首付的积累。

　　这也难怪连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都声称以自己的工资是买不起房的。

　　副市长买不起房这不奇怪，网民们一边倒的说住着大房子的人“说话不怕闪了腰”而加倍声讨也不对。

　　如同广州原普通市民一样，很多人在楼价上涨之后是买不起房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是一代又一代在广州积累，很多人早在房子上涨之前就已经购买了房子。或者即使没买新的房子，父辈祖辈的积累也基本解决了他们的安居问题。

　　只有那些新移民，在陌生的大城市里生活，在外来人“无立锥之地”的困境面前，面临着不得不买房的命运，承受着巨大压力。

　　2010年春节晚会刚过，一组“楼市春晚”的视频就在网上“疯”传，其中一个视频更改的是《难忘今宵》，一句歌词“房贷在，人已老。”在网络上引发眼泪狂潮。

　　而这些压力似乎在“思乡”、“回家”之后都可以迎刃而解，祖辈的积累在那里房子在那里，回家之后不但面临着相对低廉的房价，而且很多人买房的需求也变得不再那么紧迫和强烈。

　　城伤

　　“白骨精”一族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

　　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会异化乡村的人，城市的经济变化也在深刻改变着都市人，而新移民首当其冲。刚从四川老家回来的同事讲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他说回家与高中同学好朋友吃饭时，每每在菜还没上齐，大家还没怎么下手的时候，自己就风卷残云吃了个滚瓜溜圆，直到有一个朋友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吃饭都那么快”，他才意识到自己有点不妥。

　　饭桌上的节奏已经明显地让东部西部展现出巨大差异，工作的节奏和强度差异可想而知。

　　工作节奏过快和工作强度过大也严重地伤害着都市青年人。

　　记者一位壮年朋友猝死的消息让人伤感不已。就在他离世的头一天，记者和同事还曾与他在体育室内见过面。他带着孩子在跑步机上，同行的一个朋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一笑而过。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他就倒在床前。

　　“猝死”这个令人惊心触目的字眼，如今开始越来越多地侵袭年轻人，城市生活的紧迫感和工作地压力与其密不可分。在日本，对年轻人因工作压力过大造成的猝死给了另外一个更为形象词汇：“过劳死”。

　　更多的白领则处在亚健康的状态。

　　2009年12月，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作为“白领、骨干、精英”集合的“白骨精”，亚健康成为常态，覆盖了“白骨精”的绝大多数，健康隐忧不容忽视。调查显示，近八成白领饮食、睡眠没有规律，每天感觉比较疲倦；54.4%的白领表示每天“没睡够”的感觉，另外32.4%的白领表示睡眠质量不好；而主流城市白领处于过度疲劳状态的接近六成，35—50岁的高收入中年白领群体机体老化速度较快，“生理年龄”超龄趋势明显加快，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

　　经济对身体的伤害是一个方面，对心理的伤害是另一个方面，焦虑和抑郁频频骚扰新移民。不少人形成习惯性的焦虑症。有人甚至称：“看见老婆的工作任务都焦虑，心里烦躁。”

　　诚然，中小城市的生活并不缺少柴米油盐的烦恼，比如闭塞、低效、各种资源缺乏等。但在一线城市高压生活的映衬下，白领们谈论中的中小城城市的生活，总不免多了一层田园美感。

　　忧虑

　　新城“老”去 红利面临终结

　　用某种“丛林法则”来看，适者生存，在城市里“混不下去”的人思乡情重，似乎并无不当也并无大碍。

　　但理性地看，都市生存压力的剧增给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难题。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思乡潮和“回家发展”的兴起，让一线大都市面临“人口红利”终结的挑战。

　　这里的“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所讲的人口红利不同，刘易斯讲的是农村人口涌入工业生产，带来的廉价劳工格外产生的价值剩余。而这里的“人口红利”则是经济发展导致新移民涌入大都市，包括民工涌入工业生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涌入城市各行业产业，带来经济发展产生的价值剩余总和。大小城市的“特殊汇率” 月入过万VS月入两千

　　在西部中小城市，中午或者晚上下班之后，家家都回到家里生火煮饭，吃饭的成本相对低廉而固定。而每天晚上吃饭后，才是家庭间或者朋友间的交际和交流的时间，朋友之间的相互走动或打打牌等游戏，不是在你家就是在我家，基本局限在家庭空间内，不需要货币付出和支付。

　　而在东部一线城市，与朋友的交流和互动都是在餐桌上或者在娱乐场所，社会关系的互动是需要以货币支付为基础的。

　　在都市的收入中，除去供楼供车的支出，再除去生活资源需要货币支付的部分，城市的一万元收入与西部的2000元收入相差无几。

　　一个企业中层抱怨说，自己姊妹4个，每年过年回家都发现自己是最“寒酸”的一个，不如留在老家的3个姐妹，一个姐姐甚至说要替她买飞回广州的机票。

　　事实上，这位中层领导已经在广州拥有了令很多人羡慕的地位和收入，几个姐妹的家庭收入也未必就真的比她高。

　　恩格尔系数计算

　　谁更富裕？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衡量一个经济体富裕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恩格尔定律，家庭越富有，食品的支出占比重越小，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严格来说，研究中西部城市普通白领的生活富裕程度用恩格尔系数衡量并不准确。但我们可以参照恩格尔系数，以“生活必须支出”在“个人全部收入”中的比重，设定恩格尔宽裕系数。

　　以西部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和支出估计，收入2000元，必须支出：食品200元，电话100元，人情走动300元，孩子教育100元，其他生活必需品300元，那么西部公务员应对的恩格尔宽裕系数为：(200+100+300+100+300)/2000=0.5。

　　而对于东部白领如果按供房不养车的情况估算，收入10000元，吃饭和餐桌交流800元，供楼3500元，电话200元，购买孩子教育货币支付2000元，公交及交通200元，其他生活必需品500元，那么东部白领应对的恩格尔宽裕系数为：(800+3500+200+2000+200+500)/10000=0.72。

　　一线都市“人口红利”的终结具体体现在：城市的吸引力持续降低，新移民群体开始出现大规模返乡潮，城市的经济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任思乡返乡潮继续发展，那一线城市的未来就将在风雨里飘摇。

　　而在另一个方面，想要遏制思乡潮的发展就必须降低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降低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那么作为新移民白领阶层最大压力源的楼价问题就摆在了不得不调整的角度。

　　事实上，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造成严重的民生压力，也促使了更多减压呼声的出现，在2010年的两会上楼市成为众矢之的，正是此间的现实写照。但调整楼价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中国目前经济对一线楼市依赖度居高不下的现实中，打压楼市等于是打压经济，会严重损害经济现状。

　　对经济的调控就这样卡在了“楼市升与降”的两难问题上，政府的宏调手段到这里都开始“打结”，模棱两可的“阻止楼市过快上涨”的话语频频出现在官方口中。但问题是，现实的楼价已经造成新移民都市生活的严重压力，阻止过快上涨只能预防情况加速恶化的过程，却在减轻新移民白领的压力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所幸的是2010年的两会，温家宝总理看到了现实的严峻局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让百姓活得更有尊严”，并且随后的答记者问中明确表态“政府有能力管好房价”。这给了新移民继续留在一线城市发展的新希望。

　　回不去

　　回家重新发展，要被自己同龄人“领导”。那些在城市中选择坚持的人，面对郑婷这样决然回家的案例，不知道要触动多么浓厚的乡愁了。而事实上，很多的新移民如记者一样已经无法再返回哪个曾经熟悉的都市和乡村，不管他目前如何艳羡和渴望。

　　今年春节回家时，记者已是孩子的父亲。再次看到父母思念子女日渐苍老的脸，心里充满愧疚。当年那个年少轻狂的我所不曾考虑的，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在那个人才流动大潮兴起的时候，让人不加选择地随波逐流。如今当背负起家庭的责任，能理解父母所思所想时，注定要吞下思亲这杯苦酒。但记者心里异常清楚地知道那个家乡早已不属于自己了，被经济大潮挟裹的人生里已经没有多少回头余地。计划生育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以来，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个独生子女出生潮。如今，这些当年的独生子女走过了背叛期和思索期，进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并开始背负家庭的责任。而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继进入老年阶段，开始需要子女照顾。当年年轻离家出去闯荡，就这样变成了亲人天涯相隔的亲情纠结。

　　事实上，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有这种同样处境的人很多。

　　那些当年出来闯荡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曾经是当地的佼佼者。这些人毕业于90年代中后期，正好赶上了人才从西向东从贫困到发达地区，这20年人口流动的最尾潮。其结果是，在职业发展中，遇上了已经成为年轻管理阶层中坚力量的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东部西部差距最为快速缩小的一个阶段，西部工资快速拉升东部驻守不前；而在买房子的当口，也赶上了中国楼市上涨最快的几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房奴”。而这些的综合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时代人的平庸，造就了“闯世界的梦想”在现实中“玉体横陈”，竟然“一丝不挂”。

　　当年那些不敢冒险或不得不回到家乡发展的人，如今凭借自己的奋斗，在落后地区人才流走的空当里努力成长，成为西部当地社会的中间力量，占据了从党政到商业各个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岗位。回去的“面子和尊严”倒在其次，就职业空间而言，回家重新发展又将面临自己同龄人为领导的晋升“天花板”。而在这职业断层之外，家庭又成为最大的牵绊。很多人有了孩子开始将孩子的未来看成第一位，想想后委屈点自己也倒罢了。一次次的“想回家”最终倒闭在软弱的勇气面前，剩下日常苍白的人生令人煎熬。

　　被经济大潮挟裹抛起又被经济大潮抛离的70年代“人才”，就这样不得不面对着“回不去”的尴尬。就在思乡潮涌起的当口，另一种回乡投资的经济潮流也暗流涌动，一些在外面闯荡略有积蓄的新移民，开始将资本投回家乡，有的在尝试实业，有的则买房子买商铺。不管他们是在为回家做铺垫，还是仅仅在资本增值层面上投资，都是一个可喜的潮流，对东西部经济平衡来讲都意义非常，东部西部的差距就这样一点点拉近，融合就这样一步步深入。

　　总有一天，就如同当初经济大潮挟裹他们出外闯荡一样，当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在思亲潮流面前崩溃时，当内地提供的机会足以继续个人事业和前程时，就会挟裹相当一部分浪迹天涯的游子返回家乡。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那个时代造就的人才涌动潮流，也就走到了它终结的那一天。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多数白领仍将在都市里苦苦挣扎。

　　夜色升起来了，陌生的城市灯火通明，照亮都市新移民一言难尽的人生现实。